我的泪水


  ——不过,也许现在还不太晚,也许现在还来得及。我们还来得及存一座山,或者存一片海,我们如果肯下决心,也许还来得及为我们的孩子储存一些幸福的远景。

范大哥

  范大哥是我们的老邻居,十多年前曾经比邻而居,十多年后又都在石门落户,所以每次在路上相遇,总觉得特别亲切。

  他有着一副东北男儿的高大身材,虽然有五十多岁了,平常仍然总是一件白衬衫一条牛仔裤的打扮,骑着脚踏车跑来跑去,晒得红红的脸庞上总带着朗爽的笑容。

  那天,和他在石门国小的门口碰见了,两个人都是为了给孩子送中饭来的,交换了一些照例的寒暄之后,他忽然告诉我:

  "我有了老家的消息了,我娘还在!还住在齐齐哈尔呢!"

  声音里有着一种渴望与人分享的兴奋和快乐。我赶快向他道贺,不是吗?这不是一件很值得道贺消息吗?

  然后,他就骑上车子走开了。我站在学校门口的夹竹桃下,看着他高大的背影,在阳光里,他的头发原来已经花白了。

  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多好听的名字!是哪一省的省会呢?是怎么样的一种白山黑水呢?一个我只在初中地理课本上读过的名字,一个对我全然陌生的地方,却竟然可能是我朋友的故乡,在那里,住着他三十多年来没能再见过的亲娘。

  而对一位三十多年没有见过她的儿子的老妇人来说:桃园,石门,这些好听的名字恐怕也只能给她一种模糊的概念了吧!一个少小时就离家的儿子,做母亲的每次想起他来,恐怕也仍然只能有一种模糊的思念和模糊的亲爱了吧。

  忽然觉得世间有些安排实在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浪费!我和范大哥虽然说是老邻居,但是却从来也没有深交,这么多年了,每次相遇,也不过就是谈天气或者谈孩子那么几句话而已。可是,我却能看过他二十多岁的样子,又能再看到他五十多岁的样子;我能够看出岁月在他脸上所划下的细微的痕迹,我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家、他的妻与子、他的事业,甚至还能了解到一些他的兴趣和嗜好。

  但是,在万里之外,在寒冷的齐齐哈尔,有一个老妇人却只能在梦里想象她儿子成长后的音容笑貌,再怎么样也无法为地勾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来。想着在万里之外,在寒冷的齐齐哈尔,一位年老的母亲,无论她再怎么样努力、也无法把我眼前的阳光、身边的夹竹桃,和那个高大的爱穿白衬衫牛仔裤男子的背影,还有充塞在这整个岛上的丰饶和富足带入她的梦里。

  想着她的徒劳的努力,我心里也有些什么开始疼痛起来。

两根扁担

  原来是一种嘻哈笑闹的气氛的。

  在芝加哥近郊一间小餐馆里,玫如和秀英请我吃牛排,多少年没见面的老同学了,凑在一起,不知道有多少可以开怀大笑的话题。

  当然,我们是尽量压低了嗓子来说话的,可是,遇到精彩处,实在是不能不笑出声来。三个穿戴整齐、看起来都很富泰的中年妇人,却像小女孩一样,在桌前拼命地忍住笑,把脸都憋红了。大概这本身就已经是一幅很可笑的画面,因而使得隔桌的客人不断地对我们注视,然后也感染了我们的快乐,开始朝我们微笑起来。

  玫如正在说她的先生,去年从美国回大陆探亲时的一段趣事:

  "他呀!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一个人旅行惯了,到哪儿去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潇洒劲儿,这次回去,可是把他给整惨了!

  他去浙江乡下看他的母亲,带了很多东西,下了飞机,他也像在美国的时候一样,把大小七、八件行车都往旁边一搁,然后就站在那里等红帽子来。

  可是,等了好久好久,都没人过来,他只好自己到询问台去问,才知道,这个飞机场不单没有红帽子,也没有计程车。

  这下子,他可傻了眼了!行李虽然不是很重,可是大包小包的,两个手实在没办法一起拿。而他在要回去之前,只告诉了自己的家人在哪一天会到,住进哪一家旅馆,可就没说飞机的班次,也没叫他们任何人来接飞机。这下子,举目无亲的,他该怎么办才好呢?

  终于,一个热心的服务员很高兴地跑了过来,说:

  "行了!有解决的办法了。"

  解决的办法就是服务员手上的那一根扁担,也不知道怎样费事才去替他找来的。于是,把七、八件行李分成两份,挂在肩担两头,于是,我们这位先生就扛起扁担开始他回家的第一段路:——从飞机场走到旅馆。

  唉哟!你们想一想,我家那个老爷,从生下来到现在,什么时候用过他的肩膀啊!"

  玫如一面说,一面笑。我和秀英都认得玫如的先生,戴着金丝边眼镜,只抽一种牌子的烟丝,化工博士出身的他,文质彬彬如玉树临风,平日讲话都是轻言细语的。想像着这样一棵临风的玉树挑起一根扁担,两边晃着七、八个大小不同的美同名牌皮箱的样子,我和秀英简直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别笑!别笑!后面还有!"

  "等他好不容易到了旅馆,刚挨到服务台的前面,就听到有人在提他的名字。站在柜台前向服务生打听他消息的那个人他完全不认识,样子很苍老,手上也拿着一根扁担。他只好把行李放下,走过去自我介绍。想不到,这个完全陌生的人竟然是他的二弟,从老家坐火车到旅馆来接他,手中的空扁担就是为他的行李而准备的。"

  这个时候,有些什么感觉不大对了,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都安静了下来。

  两个相见不相识的同胞兄弟,面对面地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扁担,这样的相遇,这样的重逢,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人觉得可笑的了。

  我竭力忍着,可是泪水还是不听话地涌了出来,在打开皮包找到手帕之后,一抬头,正好遇到邻桌客人投过来的惊讶和迷惑的眼光。

老金

  老金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直住在国外,最近回来开会,在台湾的朋友合起来请他吃饭,来了十多个人,挺热闹的。

  这天晚上,大家兴致都很高,聚在一起,什么都可以聊,老金更是滔滔不绝,向我们报告这别后十年的一切概况:

  "你们知道吗?我前阵子回去过一次,跑了一大圈哩!"

  大家当然都明白他指的是哪里,这是一个最时髦的话题,于是,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准备听他的了。

  老金很知道他的优势,于是,面带得色地开始向我们这些人形容起他所见到的种种来了。他跑得可真远!去了那么多地方,见过那么多山那么多水,那些都一直是我梦里的山河啊!

  我要承认,在我心里,是有一点嫉妒他的,可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仍然能够平心静气地听他的描述。毕竟,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尽相同的命运,我就容忍一下他的优势又有何不可呢?

  可是,当他再说下去的时候,有些什么使我不安了,他说:

  "你们知道吗?我去过的好些地方,就是大陆上的朋友也不能随便进去的,如果不是我的外国护照,如果不是我的特殊身份,普通老百姓是绝对进不去的呢!"

  我还不能很清楚地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开始生气,可是,我知道的是一定要转变话题才行。于是,我小声地央求他:

  "老金,讲别的好不好?好不好?"

  我不断地小声央求他,可是老金没注意到我,正讲到得意之处的他仍然滔滔不绝:

  "真的,在那种地方,不讲特权是行不通的呀!"

  终于,有些什么东西在我心中轰然炸袭。我受不了了,不得不站起来,大声地对他说:

  "我不听得不得?不听行不行?"

  老金呆住了,朋友们也都呆住了,丈夫从桌子对面向找投来警告的眼光,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失常的行为,只好一转身跑了出去。

  外面是清凉的夜晚,敦化南路林荫茂密,我一个人走在宽敞的人行道上,风吹过来,才发现泪已流满脸。

  怎么样才能明白我此刻的心情呢?

  怎么样,才能把我纷乱的不安与愤怒理出个头绪来呢?

  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回去过的人都是怀着一种严肃的心情的。但是,假如有几个,只要有几个人像老金,假如他在台湾和在大陆都以特权自居并且还沾沾自喜,那么,要怎样才能弥补他所造成的错误呢?

  对我们来说,事情还很简单,今天晚上生了他的气,明天就可以不理他,实在忍不住了,还可以写封信或者写说文章来骂他,出气的方法总是有的。

  我听到丈夫从后面追过来的脚步声了,可是,在南国清凉美丽的夜晚里,我怎样也止不住那奔涌而出的惶急的热泪。

 

□ 作者:席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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