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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朔尔:希望与反抗
 

   当代德国曾经评选十大伟人,分别为阿登纳、马丁·路德、马克思、巴赫、爱因斯坦、歌德、古滕贝格、索菲·朔尔、勃兰特、俾斯麦。其中最年轻的索菲·朔尔,死时年仅22岁,而且她是十人之中唯一的女性。她凭什么享此盛誉?看起来简单:她暗中参与制作和散发反纳粹的“白玫瑰”传单,并因此慷慨就义。仔细思想,这极不简单。当时在纳粹德国内部,个人言论受到高度限制,进而形成“沉默的大多数”这等晦暗格局。作为脆弱的个人如何发出必要的声音?索菲和其他白玫瑰小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实践着关于发声的自由哲学。
   索菲并非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凡的勇气。1982年摄制的德国电影《白玫瑰(Die Weisse Rose)》描述了她复杂的心理变化。初到慕尼黑的索菲看到哥哥汉斯·朔尔书中“反抗暴政”的词句,便满怀忧虑地说:“我很害怕。”这种恐惧心理其实正是大多数人面临强权的心理。在强大而凶残的纳粹独裁政府面前,个体的确渺小而无力,每一个人在孤寂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由个体汇合而成的全体。影片中,汉斯对此做出分析:许多人只是觉得孤立无援,所以不敢拿传单,更不敢看传单。一些学生碰到传单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这种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而纳粹思想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这一恐惧。它不仅造成表面服从,更主要的是强行剥夺每个人自由思考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屠杀他人生命同时,也屠杀自己的生命。二战之后,德国政府和人民对纳粹之所以猖獗以及公民在战争中的沉默,进行了深层次多方面的反思。1970年,勃兰特总理到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献花时,他突然下跪,向死难者请罪。这惊天一跪,充分显示了德国文化的生命力。承认罪行不是简单的事实确认,而是关乎德国传统是否丧失了反思机制。毫无疑问,战争与独裁这一双重罪行应由希特勒个人以及纳粹党、纳粹政府承担,但作为受害者的个体同样负有监督缺失的责任。在强权巨大的压力之下,沉默实际已轻易地演化成一种纵容,甚至是怂恿。
   今年2月,柏林电影节公映《索菲·朔尔:希望与反抗(Sophie Scholl-Die letzten Tage)》,另一译名是《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电影描述了索菲被捕之后短短几天内的审判与斩首过程。1968年出生的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他的话直指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每个公民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暴行发生之时,我作为一个人,为什么选择了沉默?索菲·朔尔并非三头六臂,只是一个普通姑娘,和走在街上的芸芸众生并无本质区别,是什么使她选择了出声?我以为,她的出发点仅仅是未泯的善良,这导致了她对犹太人的本能同情与对战争的本能厌恶。甚至可以这么说,不是政治觉悟使感性的索菲走向反抗之路,而是她人性中的良知。这良知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成长为一种公民正义。索菲在法庭上对法官说的话应当有充分理由成为告戒后世的箴言:“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们以后要站的地方。”是啊,真正拥有审判权的只能是可以辨析的历史。
   但沉默仍然能够得到理解,如同恐惧本身。1982年的电影中,哲学教授胡贝尔像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对汉斯·朔尔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在这样困难的时局之中,你们的“一张纸又能改变什么?你们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曾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汉斯回答得非常简洁:“唤醒人们。”胡贝尔说得有道理,一张纸的确什么也不能改变,甚至于虚幻的人心。一场社会变革的正常进行或许只能来于合法的议会政治,来于其他具有推动能力的社会力量。但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还是悄然稀释了整体格局中单一色彩的浓度。这种稀释是微弱的,甚至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毕竟发生了,它不仅表达出平民对纳粹政府的不满、对侵略战争的厌弃,甚至也构成对其他异端言论的温暖拥抱。胡贝尔本人也是如此。他开始在纳粹当局的教授会议上消极抵抗,在课堂上讲授自由思考的权利,转而为印制传单提供纸张,最后索性加入白玫瑰的行列。他愤笔疾书:“不要再犹豫了!”他认识到传播思想的做法更适合于德国。唤醒,是啊,只有唤醒,像又一次启发民智的运动。1982年电影片头字幕显示了一份白玫瑰传单,上面写着:“如果暴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国家,就像空气一样,如果大家都来参与,那么制度就会在猛烈的浪潮中动摇。”这种说法可能过于文学化,但却表达了真理应有的激情。
   如此理解不会有任何障碍:唤醒的一部分内容也包括知情权。汉斯说服索菲时谈到:“我们应该告诉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波兰,300万犹太人被杀,而我们的报道从来不会报道,所有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犹太人都关在集中营里。”也许正是残酷的事实力量,而不仅仅是亲情的感染,使索菲从恐惧的大多数转变为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她套购限量购买的邮票、信封、到教学楼偷拿印刷传单的纸张,暑假到兵工厂实习,索菲看着对面犹太女工尤舍将面包丸塞入手雷而会心微笑……在1982年电影紧张而流畅的镜头转换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觉醒为公民的全程。
   引起我注意的还有胡贝尔与汉斯的其他争论。在纳粹变本加厉的思想钳制当中,汉斯萌念:以暴力反对纳粹政府。胡贝尔认为这不仅危险,也不恰当。因为散发传单是在魏玛宪法许可的范围之内,而暴力却是恐怖活动。白玫瑰小组成员克里斯托夫也反对暴力:“我们应该用精神战胜纳粹。”以暴反暴,只能换取更危险的暴力。学校集会之时,身穿纳粹制服的领导者致辞,引来正义学生的片片嘘声,继而演变成汉斯一位倾慕者后来描述的“反对纳粹的起义”。学生警察对面相博,警察手持棍棒手枪,学生则是赤手空拳。勇气固然可佳,但肢体的愤怒能够改变什么?或许只会结出反面的思想果实。这个暂且不论。汉斯倾慕者事后发问:“人们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这完全可答:正是由于白玫瑰传单的启蒙与激励。
   1943年2月18日清晨,朔尔兄妹来到慕尼黑大学主楼,趁学生上课之机,把传单依次放在教室门口。索菲在主楼光明殿二层向下抛撒传单。校工史密特看到之后迅速举报,盖世太保立即予以逮捕。随即,克里斯托夫被捕。亚历山大·施莫雷尔、维利·格拉夫和胡贝尔等80余名白玫瑰小组成员先后被捕。
   严格地说,告密者校工史密特也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他更接近于昏聩的爱国者或者布尔乔亚庸人。他热衷物质生活,恪守既成伦理,把政府等同国家,从而成为纳粹帮凶。这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1982年电影中,盖世太保表彰史密特,衣饰朴素的史密特谦卑地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正是这种未能觉醒的狭隘认识,构成了纳粹强权政治的统治基础。这之中也包括索菲的男友福里茨,他甚至沾沾自喜于自己拥有向别人开枪的特权。他们无疑构成社会进步的阻力,教育他们唤醒他们,正是启蒙者的日常工作。
   人性中的脆弱其实并非人性弱点,仅仅是特点而已。正因它的存在,人才之所以为人。2005年电影中,索菲拒绝了盖世太保的“好意”回到牢房,捂着肚子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是的,任何人面对生命的消逝都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索菲也不例外。但和其他人略有不同的是,索菲的理性一旦苏醒,她立刻明白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我害怕,但我并不屈服”,我想这是任何一个拥有良知者的正常反应。恐惧不可怕,沉默不可怕,可怕的是自问自答时丧失了良知。这是唯一不可以原谅的。索菲内在的精神生活给了她顽强的支撑。影片一开始,索菲和女友听着广播中的老歌,边笑边唱,让人几乎忘了窗外正在进行的残酷战争。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这就是他对索菲的理解,一个拒绝认罪诱惑、为自由献出生命的人,她的精神世界必是温暖而充实。
   被捕四天之后的22日下午5时临刑前,朔尔兄妹和克里斯托夫最后一次见面。他们彼此一句话不说,默默传抽着一根香烟。索菲第一个走上野蛮而血腥的断头台,她平抑着起伏的心脏,面无惧色,坦荡而从容。汉斯是最后一个,他把头伸进刀架,突然奋力高呼:“自由万岁!”这激昂的声音让人想起电影《勇敢的心》中威廉·华莱士身受残酷的剐刑之际振聋发聩的呼喊:“FREE(自由)!”令人扼腕落泪。
   战后,人们没有忘记白玫瑰,更没有忘记死难的六位烈士。1987年,白玫瑰小组成员米勒发起成立“白玫瑰”抵抗运动基金会。如今,慕尼黑大学主楼内的白玫瑰纪念馆,参观者每日络绎不绝。维利·格拉夫的姐姐今年在波恩大学演讲时说:“对我而言,讲述白玫瑰并不容易,因为这也影响了我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想,必须要和现在的年轻人讲,让他们知道并了解:曾经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白玫瑰在德国家喻户晓,在中国也非没有知音。2002年7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德汉对照本《白玫瑰》(王瑞芝译)。作者是汉斯和索菲的姐姐英格·朔尔,她依据当年文件遗存,详述汉斯、索菲生平以及事件经过。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此前也曾出版此书,译名是《白玫瑰一九四三》(周全译)。书中引用了当时法庭的判决书、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目击者的回忆,封面赫然写着德国前总统理查·魏兹塞克的评语:“每一个世代的勇气都重新决定我们的文明”。是啊,所有当代言语必然拥有历史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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