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经典散文
私语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吧?我不
预备装摸作样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做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
着,仓促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
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
絮叨叨告诉你听的吧!
    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去卖。我妨
站不由得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
觉。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亲不在上海,单剩下我
姑姑,我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
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的
把木匠找了来。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
我姑始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
衣裳,推玻璃门推不开,把膝盏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粉碎了,膝盖上只
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搽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
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
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
    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
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第一个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北京也去过,只记得
被佣人抱来抱去,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起来,颈上的皮逐渐下
垂;探手到她颁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小时候我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
脸的血痕。她姓何,叫“何干”。不知是哪里的方言,我们称老妈子什么干什么于。何
干很像现在时髦的笔名:“何若”,“何之”,“何心”。
    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 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啰唆无聊,但是新近
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因而被我晚做“疤丫丫”的,
某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忽地翻了过去。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底小红挑
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
语书,唱出来,“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刀。还有一本是儿歌选,其中
有一首描写最理想的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只记得一句“桃核桃时作偏房,”似乎不大
像儿童的口吻了。
    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
那上面练习写大字。这人瘦小清秀,讲《三国志演义》给我听,我喜欢他,替他取了一
个莫名其妙的名字叫“毛物”。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
叫“毛物新娘子”,简称“毛娘”。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
君女扮男装中状元”,是非常可爱的然而心计很深的女人,疤丫丫后来嫁了三毛物,很
受毛娘的欺负。当然我那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一家。他们是南京人,因
此我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久后他们脱离我们家,
开了个杂货铺子,女佣领了我和弟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努力地买了几只劣质的彩花热
水瓶,在店堂楼上吃了茶和玻璃罐里的糖果,还是有一种丰足的感觉。然而他们的店终
于蚀了本,境况极窘。毛物的母亲又怪两个媳妇都不给她添孙子,毛娘背地里抱怨说谁
教两对夫妇睡在一间房里,虽然床上有帐子。
    领我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我的“阿干”,
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
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
也不要你回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地位上预卜我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
近,嫁得远。”我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
当然嫁得远。”气得我说不出话来。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
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
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善成粉,搀人
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
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
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有一次张于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
收在那里。隔两天我就去开拍屉看看,渐渐疑心张于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问她,
由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胞水。我十分惋惜,所以至今还记得。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
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
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
我开始认字块,就是忧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后来我父亲在外面娶了姨奶奶,他要带我到小公馆去玩.抱着我走到后门口,我一
定不肯去,拼命扳住了门,双脚乱踢,他气得把我横过来打了几下,终于抱去了。到了
那边,我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
高脚银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
    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
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
把我推土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
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
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
牵走了。
    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
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
的玉色袄裤,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
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
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背上回家。
    家里给弟弟和我请了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
读到“大王事獯于”,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那一个时期,我时常为了
背不出书面烦恼,大约是因为年初一早上哭过了,所以一年哭到头。——中初一我预先
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
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
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
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
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忽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
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她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
逼着她走路。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榻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
家什。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
    我八岁那年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
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札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巳读过多次
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挎气而快乐的,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
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殊红的快乐。
    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
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搪前挂下了中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
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女佣告诉我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
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我就做
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我父亲痛悔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
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
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
上滚来滚去。
    我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我们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
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吧?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项巅。蓝
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
因为英格兰三个宇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
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
初的印象。
    我母亲还告诉我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
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我和弟弟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我选择的,
而且我画小人也喜欢绘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
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
我母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婉婶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我被夸奖着,一高
兴,眼泪也干了,很不好意思。
    《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
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策。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老
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
    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
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
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做声,
晚春的阳台上,接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妨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和我母亲一同搬走了,
父亲移家到一所弄堂房于里。(我父亲对“衣食住”向来都不考究,单只注意到“行”,
惟有在汽车上舍得花点钱。)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
心里自然也调张,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幸而条约上写明了我可以常去看
母亲。在她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
慰了。
    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
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
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
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摸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
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走了,但是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
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
上的,都在这里了。因此对于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是像一
般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
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被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
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
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
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
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
沉下去。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
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
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然而来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
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
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
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
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
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磕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
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楼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
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
只有昏睡。
    我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在家里虽然看到我弟弟与年老的“何干”受磨折,非常
不平,但是因为实在难得回来,也客客气气敷衍过去了。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
曾经鼓励我学做诗。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
所以我也认为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花木兰,太不
像样,就没有兴致再学下去了。
    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
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我
把事情弄得很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
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
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借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州河,夜间听见炮声不能人睡,
所以到我母亲处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
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
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
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 她打我!
    “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
桌子,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蹬着拖鞋,啪达啪达
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
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
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
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
他上楼去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
巡捕房去。走到大门口,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我
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我
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
碎瓷。他走了之后,何干向我哭,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我这时候才觉得满
腔冤屈,气涌如山地哭起来,抱着她哭了许久。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
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我独自在楼下的一间
空房里哭了一整天,晚上就在红木炕床上睡了。
    第二天,我姑姑来说情,我后母一见她便冷笑:“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她开口
我父亲便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把姑姑也打伤了,进了医院,没有去报捕房,因为
太丢我们家的面子”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
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自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 Nichols①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
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①Beverley Nichols,通译贝弗利·尼科尔期(1899-  ),英国作家。著有小说
《序曲》、《自我》、《无情的时刻》,自传《二十五周岁》、《父亲的形象》等。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
    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
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
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何干怕我逃走,
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然而我还是想了许多脱
逃的计划,《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一齐到脑子里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九尾
龟》①里章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子,从窗户里缒了出来。我这里没有
临街的窗,惟有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靠墙倒有一个鹅棚可以踏脚,但是更深人静的时
候,惊动两只鹅,叫将起来,如何是好?

    ① 《九尾鱼》是近代作家张春帆(漱六山房)所著的狎邪小说。

    花园里养着吸狐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
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
邀遏丧气的花。
    正在筹划出路,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
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
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
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然而就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也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咕滋咖滋抽出
锈涩的门闻,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睡里梦里也听见这声音,还有通大门
的一条煤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
出去么?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
时间,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
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
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
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
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
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后来知道何干因为犯了和我同谋的嫌疑,大大的被带累。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
着绘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
    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只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
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
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何干偷偷摸摸把我小时的一些玩具私运出来给我做纪念,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
绿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煽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至今回想到我
弟弟来的那天,也还有类似的感觉。
    我补习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
“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
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
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
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
读完就回上海来。公寓里的家还好好的在那里,虽然我不是那么绝对地信仰它了,也还
是可珍惜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写到这里,背上吹的风有点冷了,定去关上玻璃门,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
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原刊1944年7月《天地》月刊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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